先来解释一下“语言腐败”的定义。
英国文学家和政论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这个概念的源头，他在1946年发表的著名散文《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探讨了“语言的衰退和腐化”；他痛批政治语言为了掩盖丑恶的事实，故意使用陈词滥调、模糊的宏大词汇和臃肿的句式。
奥威尔在文中的核心观点是：“政治语言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谎言听起来像真理，让谋杀看起来值得尊重，给纯粹的吹风赋予实体的外观。”
他在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新话”（Newspeak）和“双言巧语”（Double-talk）。
2012年前后，经济学家张维迎把“语言腐败”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进行系统性阐述，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开始推广。张维迎的观点受到哈耶克启发，哈耶克在多本著作中，讨论过某些体制下，通过篡改词汇的本意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
“语言腐败”现象，不仅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存在，在当今的中国的企业管理和信息技术领域更是泛滥成灾。
现代管理的基石之一是将企业家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组织中模糊的经验，沉淀为标准化的流程，而信息技术产业能够形成规模化，即可重复销售的解决方案，前提就是管理标准化——请注意，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从它出现开始，就是一个企业管理的词汇。
中国企业数字化语境中满天飞、不断推翻新的名词、概念，恰恰与企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背道而驰。
企业管理和信息技术并非一成不变，他们的理论体系有着演进的正常逻辑。管理既有艺术的成分，也有工程的成分，而信息技术就是企业管理工程性的那一部分。
北美管理理论侧重于组织领导力建设和面向动态市场的战略管理，而以圣加仑模型（下图）为代表的欧陆管理理论，则受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影响，具有工程化特点，更直接对应到信息技术应用。
工程就应该是个很严谨的东西，对名词、概念、架构就不能随心所欲。
但说起“数智化”、“智慧企业”这些名词，概念边界就彻底失控：
首先，这些名词没有公认的标准与定义： 上一个ERP系统、加一个AI聊天机器人算不算智慧企业？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给出一个可量化的定义，或者有些机构给出标准化框架，但是并没有得到社会公认。
还有些名词是某些企业故意变造既有的、早已公认的概念框架下，例如我批评过的《一汽数字化的“业务单元”究竟创新在哪里？》。
其次，这些名词造成理解混乱与资源浪费： 由于缺乏标准化概念，造成很多企业重复建设，最近几年中国管理软件国产化浪潮的局面，从目前发展来看，已经从顺风局变为逆风局。
正是由于缺乏标准，各家国央企大量进行企业管理系统的自研，奉命担纲国央企数科公司广受诟病——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参与建设的国产软件公司被拖入定制化泥潭，国产化项目做多亏多，不得不逃离战场。 企业软件只有通过标准化的接口、统一的数据架构，才能实现低成本的复制。
当信息技术的架构无法标准化时，它就从一种生产力工具变成了面子工程和修辞手法。
缺乏标准、概念混乱的语言腐败已经给大型企业造成很尴尬的后果。
最近一年，我见了不少大型企业的信息技术负责人，这些企业过去几年投入巨资进行管理信息系统的国产化改造，现在大领导要他们证明这些工作成果的价值——是否已经具备完全替代国外软件的能力、是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由于没有公认的标准，他们不知道谁能为“国际先进水平”盖章背书。
回头看，他们似乎啥都做了：数字化转型战略、企业架构管理、数据治理、AI 原生等等，大词儿应有尽有，然而又感觉实际啥都没变。
今年以来，自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前些年在企业管理和数字化领域中的语言腐败，就让领导们特别尴尬，这样的尴尬也让乱发明名词的厂商们在浪潮退去后，发现自己在沙滩上裸泳。
我非常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动，语言腐败应该也是反腐的对象之一。
这种语言腐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产品厂商、咨询公司、官僚体系和学术界共同喂养出来的怪物，形成的利益共谋：
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官僚体系寻求宏大叙事或者政绩激励，还是民营企业老板的土皇帝思想，都可能热衷于新概念，追求新潮理论的合法性，这给软件公司、咨询公司的营销炒作、新瓶装旧酒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也给学术界炮制论文、迎合风口提供了空间。
商业驱动的IT厂商和咨询公司需要持续的业绩增长。如果今年还卖“信息化”，客户会觉得“这东西我十年前就买了，为什么还要掏钱？” 其他家在卖“数据仓库”，我们的卖点在哪里呢？找不到技术的差别，就改名字呗——叫“数据中台”。
为了搞晕客户、创造需求，厂商们必须每隔3-5年就发明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把旧瓶装上新酒，或者干脆连酒都懒得换，只换个瓶子标签就叫卖。
在一些大型组织、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中，管理者需要对上汇报“亮点”和“创新”。ERP 讲了十多年，听起来不够震撼、不够性感，所以要这样搞：
宏大的词汇成为了对上管理、争取预算、规避失败责任的绝佳保护伞。
在学术界，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需要申请经费、发表论文。如果研究题目太务实、太传统，很难拿到重大课题资助。
相反，如果去倒腾那些前沿的、模糊的概念（如“AI 原生赋能智慧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机理研究”），不仅容易迎合国家的政策风向，也容易在期刊上批量生产论文。他们为厂商和企业的语言腐败提供了理论合法性。
反对语言腐败，就是企业知识开源和比较管理学试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