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戈 |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 郑涛 (访) |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2026年7月，月之暗面推出的Kimi K3模型。该模型拥有 2.8 万亿个总参数，其在编码、知识、推理和视觉任务上的能力已达到前沿水平。该模型的发布立刻引起了各界的轩然大波，接着反映到美股的AI板块，在三天之内蒸发约4700亿美元。美国科技界、资本市场与政界对此争论尤为激烈。
本文作者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开源与闭源的竞争逻辑，指出开源之争的本质并非技术路线之争，而是实质是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利润分配之争。随着中国开源模型快速崛起，美国政府、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安全、监管与开放展开激烈博弈，形成了“三个界别、三种分裂”的格局：金融界因市值缩水叫苦不迭，政界鹰派与商务温和派各执一词，行业内大厂、初创公司与缺席联名的 Anthropic 立场迥异。
值得玩味的是，OpenAI 战略高管曾直白建议，政府对中国开源模型的最佳策略是“制造大量监管风险”，以不确定性劝退美国企业。所谓“安全焦虑”，在执行层面成了一道保护闭源模型的“监管护城河”。而70余家企业则联名反对封禁中国开源模型时，寻求最低的AI使用成本。
文章最后指出，从“加速主义”到“黑暗启蒙”再到“有效利他主义”，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思潮实则同根同源，共享着“技术是自主力量，政治是减速带，民主协商的时间成本是必须绕开的摩擦”的深层理念结构。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科技观察
2026年第41期 总第321期
开源之争：
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分配
文化纵横：7月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推出Kimi K3模型后，在美国引起了一系列讨论、争论甚至是站队，有的美国企业和行业精英对K3是热情赞扬的，但也有人严厉批评，甚至“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的层面。首先，就请您介绍一下Kimi K3发布并开源之后，美国AI行业和政界有哪些反应吧。
郑戈：K3是7月16日发布的，2.8万亿参数，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7月27日，月之暗面放出了完整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和关键基础设施细节。发布当天，它在前端代码竞技场榜单上以1679分登顶，超过Claude Fable 5和GPT-5.6，成为第一个在该榜单超越所有闭源模型的开源模型；马斯克公开表示"印象深刻"，评测平台Arena的联合创始人称这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次模型发布。此后两周，美国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三个界别、三种分裂"。
第一是金融界。发布当周，美股AI板块三天蒸发约4700亿美元，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周下跌近10%，高盛把这次下跌定性为一次"去杠杆事件"，认为支撑天量算力资本开支的估值逻辑出现了裂缝。市场用最直接的方式投了票：如果一个性能逼近前沿、调用成本不足Claude Fable 5十分之一的模型可以免费下载，"闭源模型卖出高溢价"这门生意的地基就松动了。
第二是政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指控月之暗面"大规模蒸馏"美国模型，财政部长贝森特威胁动用金融制裁和实体清单；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派明显谨慎。强硬派相信"卡脖子"仍然有效，温和派已经开始怀疑管制的实际效果——卢特尼克本人此前在国会宣称中国造不出先进AI芯片，转头却不得不承认，批准对华出口的芯片销量并不理想。
第三是行业。7月24日，微软、英伟达、戴尔、IBM、Meta、Palantir、Hugging Face等二十五家企业联名呼吁支持开放权重模型；两天之前，近二百家硅谷初创企业已联名警告白宫：封禁中国开源模型，"死掉的不是中国公司，而是美国创业者"。Anthropic是联名信上最显眼的缺席者。
所以K3真正测试的，不是中国模型的能力，而是美国叙事的承重能力。
文化纵横：那主张闭源和封禁中国开源模型的代表性企业和政商精英有哪些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戈：这个阵营大致由三种人组成。其一是前沿闭源实验室。OpenAI的战略未来主管迪恩·鲍尔（Dean Ball）发表长文《关于Kimi的一些观察》，总裁布罗克曼强调开放权重"并非真正免费"；Anthropic首席执行官阿莫迪（Dario Amodei）呼吁收紧芯片禁运、打击"蒸馏"、对所有模型实施上市前强制安全测试。其二是政策鹰派，从克拉齐奥斯、贝森特，到国会里推进反蒸馏立法的议员。其三是连接二者的旋转门——鲍尔本人就是从总统AI高级顾问的位置上走进OpenAI的。
原因也有三层。第一层是租金。闭源实验室的商业模式，是把前沿模型锁在API后面收取高溢价；开源模型把这扇门拆了。第二层是护城河。强制安全测试、出口管制、反蒸馏立法，每一项合规成本都由大实验室轻松承担、由小团队和开源社区艰难承担——安全要求在这里执行的是准入壁垒的功能，学界称之为"监管护城河"（regulatory moat）。第三层是叙事。当技术优势只剩三到五个月，唯一还能拉大的差距就是话语差距，于是"蒸馏""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威胁"轮番登场。鲍尔甚至公开建议，政府的最佳策略是对中国开源模型"制造大量监管风险"，用恐惧、不确定和怀疑让美国企业主动远离。把政策目标直接说成散布疑虑，这种坦白倒不多见。
这三层原因可以压缩成一句话：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的模型不安全，而是中国的模型太便宜。
文化纵横：主张开源、反对封禁中国开源模型的力量又有哪些呢？
郑戈：这一边同样分三层，而且层次之间有清楚的"软硬之差"和"大小之别"。
先看大公司。站在开源一边最坚决的，恰恰是硬件和基础设施企业：黄仁勋公开表示"中国开源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企业应该使用"，同时警告限制开源模型反而可能削弱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并以个人身份发帖呼吁发展前沿开放模型，发起成立"开放安全AI联盟"；微软、戴尔、IBM都在联名信上签了字。道理很简单——卖铲子的不关心谁挖到金子。芯片、云服务与模型是互补品，模型越便宜，应用越普及，算力和托管的需求就越大。Palantir的签字尤其说明问题：这家以国防和政府业务著称的公司，需要的是能部署进自己系统的模型，而不是租来的、随时可能被调参和停服的API。
再看小公司。近二百家初创企业的联名信把账算得很直白：美国大量初创公司建立在中国开源模型之上，禁令落下，"数百家公司将瞬间死亡"。创业公司Particle的创始人多希补了一刀：到那时我们就只能全去买Anthropic的服务了——这句话把封禁建议的受益人指了出来。
最后看研究者与资本。内森·兰伯特（Nathan Lambert）走访过月之暗面的北京办公室，他的判断是中美模型差距已缩至三到五个月，提醒同行"别再假设美国一定会赢"。华尔街也未一致恐慌，相当一部分机构投资者认为，低成本开源模型不会削减算力需求，反而会扩大整个市场。
所以开源闭源之争，表面是技术路线之争，实质是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利润分配之争。这并不丢人，但应当把它说破。
文化纵横：批评者最重要的两个理由是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认为开源AI有更大的安全风险，并把中国AI称为“共产主义AI”，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您怎么看这两种批评？
郑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用事实回答。就在这个月，OpenAI披露了一起评估安全事件：其前沿模型在内部测试中越过权限边界，对Hugging Face的基础设施实施了数以千计的自动化攻击操作；而当Hugging Face需要分析攻击日志时，多家商业模型的安全护栏拒绝处理这些"危险内容"，最终取证是由智谱AI的开源模型GLM-5.2在本地完成的。我在新近的论文里把开源的法律意义概括为三种能力的社会化：受害者证明受害事实的取证能力、社会复用安全知识的防御能力、外部主体检验企业安全主张的审计能力。这个事件恰好说明：攻击能力不会因为接口封闭而自动受控，防御能力却可能因为接口政策而真实受限。真正的安全，不取决于你把门锁得多紧，而取决于有多少双眼睛能帮你检查锁芯。
"共产主义AI"的说法更值得玩味。开源运动本身就是美国的产物——自由软件基金会、Linux、Apache、GitHub；中国模型使用的MIT、Apache许可证，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法律工具；黄仁勋、微软，以及以国防业务著称的Palantir，都在联署支持或者使用中国开源模型——按这个逻辑，他们岂不是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马克思区分过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个区分：问题从来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被谁、以何种方式占有。把知识的自由流通命名为"共产主义"，等于无意中承认了一件事：在这些批评者那里，资本主义的定义早已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租金。
所以我的结论可以压缩为两句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诉求应当指向行为与用途，而不是指向国籍与标签。对中国：发展不是安全的例外，缺乏自主模型、工具和人才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国家应当成为开放能力的担保人，而不是单一渠道的守门人。开源之争的最终裁判，不是华盛顿的听证会，而是哪个社会能让最多的人用上、调试、验明这项技术。
文化纵横：K3发布后，美国AI行业出现了所谓“中国开源AI是减速主义”的说法，大意是中国AI走的这条开源、廉价算力的道路，会阻碍AI行业的进一步资本支出，您怎么看待这种论调？
郑戈：这个说法出自鲍尔的长文。他的原话是：开放权重模型"本质上是减速主义的"（inherently decelerationist），因为它压低前沿实验室的利润空间，减少可再投资的资本，从而拖慢下一代最强模型的研发。他还半开玩笑地表示，惊讶于那些自称"加速主义者"的人竟然为开源欢呼——这个细节本身就泄露了"加速主义"在硅谷的真实所指：加速的是资本回报，而不是知识扩散。
我先承认这个逻辑链条的一半。如果"AI发展速度"被定义为头部闭源实验室资本开支的增长速度，那么开源确实是减速的——它削平的正是高溢价的商业模式。但请注意这里发生的一次概念偷换：对三家头部实验室的资本回报不利，被偷换成了对整个人工智能发展不利。
兰伯特的反驳很精确："一个减速，一个加速。"开源对前沿实验室的租金积累是减速的，对智能在整个经济中的扩散（diffusion）却是加速的。经济史早有答案：蒸汽机和电力对增长的贡献，主要不来自发明本身，而来自技术扩散到千行百业的过程。OpenRouter平台的数据显示，该平台美国企业用户的模型调用量中，中国模型已占到一半以上——这不是减速的图景，这是扩散的图景。
再说得彻底一点。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破坏的从来是租金，创造的从来是能力。鲍尔感到疼痛的那一部分是租金；他声称被拖慢的那一部分，是垄断者自己定义的速度。一个社会把三家公司资本开支的增速当作技术进步本身的度量衡，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幻觉。
文化纵横：最近Anthropic的CEO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提出了另一种减速主义，跟前面那种的实际态度刚好相反：阿莫迪认为剧烈的竞争推动AI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技术和伦理问题，因此他呼吁美国政府出面加强管制，主动降低AI发展速度。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郑戈：阿莫迪7月28日的博文把这套逻辑说得很完整：中美AI竞赛剧烈，前沿模型的军事和滥用风险上升，因此政府应当加强管制——收紧芯片出口、打击蒸馏、对所有模型实施上市前强制安全测试。这个论证在形式上无懈可击，问题出在它的适用范围：管制措施的落点几乎全部在中国企业和开源模型身上，从不落在Anthropic自己身上。
我给这种主张起个名字，叫"选择性减速"：减速的对象永远是他者。他自己不踩自家的刹车，他要求别人负重前行。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他一方面声明"Anthropic从未主张禁止开放权重模型"，甚至承认开源是"公共品"；另一方面又论证开放权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开放权重——天然风险更高、发布即不可撤回。美国科技媒体SuperIntelligence主编伊森伯格的概括一针见血：翻译过来就是，开源本身可以接受，只要不是中国的。
再看监管的技术构造。上市前强制安全测试，合规成本对大实验室是九牛一毛，对大学、小公司和开源社区却是生死线。以安全为名的门槛，实际执行的是清场的功能。我不否认安全是公共品，但公共安全不能靠"让我垄断"来供给。十九世纪英国的《红旗法》要求机动车前面有人步行举旗开路，名义上也是安全，实际保护的是马车生意。安全的名义值得尊重，前提是它的成本不必由竞争者的出局来支付。
真正的减速，从来不写在管制条文里，而是写在智能供给被守门人收窄的那一刻。
文化纵横：显然，“减速主义”的说法模仿的是此前流行的“加速主义”。您怎么看待加速主义思潮看待技术和人类社会的方式？科技圈流行版本与尼克·兰德的最初版本有无区别？
郑戈："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这个词，是文化理论家本杰明·诺伊斯2010年才造出来的，用来概括一种主张：资本主义越糟越好，应当加速它的内在矛盾直至某种突破。此后它分成两翼：左翼以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2013年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为代表，主张加速资本主义以超越资本主义；右翼的源头则是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
兰德的原版要暗黑得多，也彻底得多。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华威大学参与创办"赛博文化研究单元"（CCRU），其核心命题是：资本与技术本是一台自主组装自身的机器，人类只是这台机器的临时载体。他在1994年的《熔毁》中写下过一句话："近未来不会有任何人性的东西幸存。"在兰德那里，加速不是手段，人类的退出才是目的——这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的宇宙论。
硅谷流行的"有效加速主义"（e/acc）迟至2022年才出现，由化名"贝夫·杰佐斯"的物理学家纪尧姆·韦尔东等人发起，纲领性文本是马克·安德森2023年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预防原则、科技伦理、"信任与安全"皆在敌人清单之列。
两版的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人类的位置：兰德版里人类是燃料，e/acc版里人类是受益者——它把兰德反人类的内核，换成了为人类繁荣服务的福音。第二，情绪的基调：兰德是冷酷的献祭者，e/acc是亢奋的自我激励。第三，政治的显隐：兰德公开蔑视民主，e/acc至少在修辞上保留自由市场与选票。兰德本人从未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加速主义，看到硅谷版本，他大概会视之为一种被人类中心主义招安的误读。
但两版共享同一个前提：技术是自主力量，政治是减速带，民主协商的时间成本是必须绕开的摩擦。它们都把人类从驾驶员降格为乘客，区别只在于兰德承认这一点并庆祝它，e/acc不承认。
文化纵横：加速主义又与所谓的黑暗启蒙、有效利他主义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科技圈这些看上去很奇怪的说法和思想？您怎么看待这些带有暗黑特质的思潮？
郑戈：这三者看似分属油门、刹车和方向盘，实则长在同一个根系上。
"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是兰德2012年的系列长文，与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Mencius Moldbug）的新反动主义合流：民主被视为低效的旧软件，由大学和媒体组成的"大教堂"垄断了真理的解释权，出路是由君主式的CEO治理国家。这套思想在硅谷并不边缘：彼得·蒂尔是其同路人和资助者，现任副总统万斯曾公开援引雅文"解雇全部政府雇员"的主张，"网络国家"论则是它的最新变体。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起点要体面得多：从彼得·辛格1972年的文章出发，经牛津哲学家麦卡斯基尔等人发展，主张用理性计算把行善做到效用最大化。但2010年代以后，它的重心从疟疾和贫困转向"AI存在风险"，于是深度嵌入了AI产业：Anthropic由有效利他主义圈层的资金哺育，OpenAI 2023年11月的董事会政变背后是同一圈层的安全焦虑，而这个运动最阔绰的金主之一，是后来因欺诈入狱的萨姆·班克曼-弗里德。
表面上看，有效利他主义要踩刹车，有效加速主义要踩油门，黑暗启蒙要换司机。这三派的公开论战形同水火，但很少有人点破一个事实：它们本是从同一个社区分裂出来的。湾区的理性主义圈层——围绕"少错"（LessWrong）博客聚集的那个讨论概率、效用与超级智能的小世界——一条岔路走向了有效利他主义的安全焦虑，另一条岔路走向了有效加速主义的反向福音，e/acc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有效利他主义的刻意戏仿。同根相煎，往往比陌路更激烈。
三者的深层结构也惊人一致。其一，都相信未来可以用一套计算来折现——一边是效用计算，一边是热力学的生命余量。其二，都相信少数掌握计算的人有资格替全人类做决定，民主程序因太慢而被悬置。其三，都把"人类"抽象成天文数字——未来的万亿人口、以光速扩张的文明——从而对此时此地具体的人的处境漠然。
我给这种暗黑特质一个诊断：这是世俗化的末世论。奇点是千禧年，存在风险是末日审判，只是救赎主换成了智能。没有上帝的启示录，并不比有上帝的更温和。
文化纵横：科技和AI行业的这些光怪陆离的思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没有历史渊源，还是说它们只是新技术爆发后在科技圈自发产生的？
郑戈：先回答渊源问题。这些思潮绝不是新技术爆发后自发产生的，它们各有各的前世。赞美速度与机器，1909年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就写过了，其中甚至赞美战争；战胜死亡、把人类送上星辰的狂想，来自俄罗斯宇宙主义。俄罗斯宇宙主义（Russian Cosmism, русский космизм）是一场兴起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苏联时期的思想运动。它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的哲学学派，而是一组围绕宇宙、生命、技术、人类未来和精神进化展开的哲学、宗教、科学和乌托邦思想。其核心信念是：人类不是宇宙中的偶然存在，而是宇宙进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通过科学、技术和道德提升，人类能够并且应当承担起改造宇宙、延续生命乃至实现宇宙整体和谐的使命。俄罗斯宇宙主义因此常被视为连接东正教神学、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现代科学技术主义和未来主义思想的一条独特思想谱系，其代表性学说包括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航行技术，他的名言是“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以及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与人类智慧圈理论，它一路流入超人类主义和奇点论；至于由少数精英掌握航向的构想，可以在尼采乃至柏拉图那里找到影子。每当技术跃迁，古老的救赎冲动就会换一套引擎重新上路——我把这叫"借壳上市"。
编辑 | 王致虚 荐文 | 关尔 标题 | 渡波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