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人都无法去抵抗信息裹持，怎么保持自己一定的判断力，可能是我们突破茧房站立为人的一个命题。

你每天看到的世界，到底是現實，還是WiFi訊號？

大致上，我們的資訊來自三個「大世界」：1）自媒體世界：YouTube、X賬號、抖音、小紅書、TikTok等；2）非自媒體平台：傳統電視、電台、報紙、新聞網站、官媒平台；3）親身體驗的真實世界：眼睛看到、身體經歷、和身邊人的直接互動。此外，還有兩個「小世界」：4）故事世界：電影、電視劇、動漫、長篇小說，構成「虛構但有情緒」的世界，和5）主動求證世界：個人通過查資料、看論文、讀官方報告、問專業人士來驗證資訊的真實性。

今時今日多數人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並不是直接建構在真實世界上，而是在這幾個世界的疊加投影上，而自媒體的崛起加上平台算法的暗中操控，正迅速驅逐傳統傳媒和壓縮親身體驗的存在感。

44%年輕人靠社媒看新聞

自媒體世界有幾個超吸引的特徵。

首先是上手容易：只要有手機和賬號，就能生產內容；只要有時間刷，就能成為受眾。

其次是情緒驅動：平台演算法更偏好「引發強烈反應」的內容──憤怒、驚訝、認同感，而不是冷靜的長篇說明。

再次是真假混搭：專業記者、獨立學者、行銷號、陰謀論者、AI捏造內容在同一個時間線裏並排出現。

對很多本來只看本地電視台、社區朋友圈的人來說，自媒體第一次給了他們「世界的全景」，但這幅全景往往是被平台演算法剪接過的版本；因此，對原本資訊來源就局限的人特別有殺傷力。

這類使用者很難判斷來源的專業性與可靠性，更容易把「講得精采」與「講得正確」混在一起。

路透在其《數碼新聞報告》提到，18至24歲的年輕人中，大約44%主要依賴TikTok、YouTube等平台獲取新聞，而不是傳統媒體網站或電視。

報告強調，社交視頻和「創作者/網紅」在公共討論中的角色愈來愈突出，尤其對於年輕受眾。而在中國，網民每天在線時長約5小時35分（2024年數據），傳統電視和紙媒使用時間持續下降。

總體「注意力時間」很大部分集中在平台（微信、抖音、小紅書、B站等），上面既有官媒賬號，也有商業機構、自媒個體；大量資訊是以自媒體形態被消費的。而2025年創作者平台的廣告收入已經超過傳統媒體的總和，這「第一世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傳統媒體與官媒這個「第二世界」雖仍然是很多重大事件的首發或確認管道，但不再是普通人構建世界觀的唯一支柱，正在失去壟斷話語權。

平台時代，官媒也要和自媒體搶注意力，為了傳播力不得不採用平台話語、短視頻剪輯等形式，這又進一步模糊了「官媒vs自媒體」的邊界。

那麼，「親身體驗」這個「第三世界」的位置又如何？旅遊之前，你有沒有試過到「小紅書」上找「攻略」，然後到現場，把視頻走了一遍？

真實世界的體驗被弱化有幾個原因，一是每天花幾個小時在熒幕上，相比之下真實互動時間有限；二是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含糊性、慢節奏，很難在注意力競爭中戰勝短平快的內容；三是哪怕是親身經歷，也往往要回到網上去找別人的看法。

這些都是真實世界被屏幕世界擠壓的寫照。

在這個強大的屏幕世界面前，如果你想求證真實，就必須主動跨越：去查原始數據、看不同立場的報道、問專業人士、讀官方報告或學術研究。但這一行為的門檻高，耗時耗力，因此它只對少數人開放，大部分人停留在「被推送」和「輕搜索」的層面。

如果把一個人的世界觀比喻成一間屋子，那麼自媒體時代的麻煩在於：這間屋子的窗子，是演算法幫你選的。開窗看見的是「你可能喜歡看的那個世界」，即「訊息繭房」。

於是在社交媒體上，使用者更容易接觸到「立場一致」的內容，對立觀點往往被沉到底層或乾脆不進入你的視野。

「證據確鑿」各有各立場

訊息繭房雖是新詞，傳統傳媒選擇性的報道並不是新事。

1970年代，北韓的民眾只知道有個「金太陽」，不知道當時中國還有「紅太陽」，反之亦然。今天，美、以主要傳媒不報道伊朗學校被炸、伊朗不報道自己不斷被「斬首」的情況，也是如此。

自媒體平台只是更甚：甲在刷「證據確鑿」的陰謀論，乙在刷「證據確鑿」的闢謠，丙在刷「證據確鑿」的中立分析──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掌握了真相，堅信別人被洗腦了。

網絡民眾化對於相當一部分人而言，體驗非常震撼：過去，他或她的世界也許只有家中的電視台、本地報紙、親人鄰里的口耳相傳；現在，可以在手機上看到「內部人士爆料」「海外華人真相」」匿名員工自述「某地現場視頻」。

這很容易感受為一種「覺醒」：原來一直以來我看到的都是假象，現在終於接觸到真正的世界了。

互聯網把原本就存在的社會裂縫──階層、地域、教育、信任──放大、加速，並且可視化了。

以前這些裂縫可能只體現在投票結果或者街頭傳言裏，現在則即時體現在每個人的時間線、彈幕和評論區裏。

當一個社會裏相當多的人，是通過這種「被演算法餵養的自媒體世界+稍微點綴一點傳統媒體+極少量親身體驗」來構建政治判斷和道德座標時，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理性討論就會愈來愈難以開展。

不同國家對於這套變化的感受並不一樣。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跨國調查顯示，在27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的公眾認為社交媒體總體上對民主有積極影響，尤其是一些新興經濟體，認為社交媒體擴大了參與和監督的空間。但在美國，情況完全相反：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社交媒體對民主是好事，64%的人認為它是壞事。

這說明，對於那些政治極化已經非常嚴重的社會而言，自媒體和平台可能更像是「加速器」；而在一些原本媒體不那麼多元、參與管道有限的社會裏，自媒體又確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這兩種經驗同時存在，也讓我們不太可能簡單判斷社交媒體好還是不好。

高度管控網絡變更大繭房

既然「自媒體+演算法+訊息繭房」搞得社會七零八落，讓資訊回到「統一管道」，不就天下太平了？

有些國家比如俄羅斯，正是這樣做的。通過許可證、實名制、嚴格內容審核、平台連帶責任、關鍵詞過濾等手段，盡量把「不可控敍事」壓到最小，把主要話語權集中在官媒和極少數獲准的平台上。結果看上去確有顯著效果：輿論場明顯「乾淨」了：極端言論少了，公開的陰謀論少了，罵戰少了；「普通人」在公共議題上的可見發言減少了，更多人退回生活話題和無害娛樂。

但這裏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在高度管控自媒體的環境裏，人們並不是免於繭房，而是被封裝在一個更大、更統一的繭房裏。

區別只是：在平台放任的社會，人人差別明顯，可看清相互的偏好；在高度管控的社會，大家穿上統一發放的「制服」，看上去整齊，但內部溫差和不適感無法察覺和表達，社會裂縫更容易積累在「看不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主動求證這個「小世界」少了本來需要依賴的兩件東西：資訊渠道多樣化和對事實的基本爭論空間。

結果是，懷疑並沒有消失，只是從公共空間退回私人空間，從可以被檢視的討論退回無法驗證的猜疑。

既然自媒體有問題，傳統媒體衰落，官媒有自己的局限，訊息繭房無處不在，決策環境充滿噪音或盲區──那普通人還能做什麼？

我的答案是學會在幾個世界之間穿梭：當某條自媒體內容完美符合你的立場時，先別急着轉發，先問一句：有沒有人從相反角度講過同一個故事？當官媒或傳統媒體給出一個很完整的框架時，問一句：這個框架之外，還有哪些事實被認為「不夠重要」？當你對某個重大事件形成強烈觀點時，問自己：這個觀點裏，有多少來自親身經歷，而不是二手甚至三手敍事？另外，定期留一點時間給「難讀」的東西：一篇長報告、一篇你不認同立場的評論，還有和一個立場不同的人認真談一次話。

這些做法都很費力，但如果你認同本文觀點，那麼，在三個大世界和兩個小世界之間多走幾趟路，是我們在這個時代保留一點點判斷力的成本。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